专访雁鸣里智库李贤军：双碳目标的实现需要不断创新激励与约束机制

中国作为一个规模庞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工业化与城镇化仍在推进进程中,社会与经济发展也存在质量不高、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还有待提高,按时按质地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任务可以说相当繁重。在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上,中央强调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要坚定不移推进,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要科学考核,创造条件尽早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加快形成减污降碳的激励约束机制。那么我们如何把碳减排真正纳入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轨道上来,增强战略的韧性,做到像领导人要求的,尽快形成减污降碳的激励约束机制。我们采访了雁鸣里智库执行秘书长李贤军先生,谈一谈高质量发展与双碳实现机制的话题。

记者:我们知道碳达峰和碳中和是全球可持续发展事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相较于可持续发展已明确的17项目标和169项分目标的指标体系,当前国际社会与我国似乎还没有形成关于双碳的评价体系,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在指标设置上我们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呢?

李贤军:是的,减碳的目标还比较宏观、原则和概念化,我们在考核上还缺乏碳排放总量、碳排放强度、碳汇等经济指标和准确数据,导致无法对全国各地区的环境容量做准确判断,也无法对各地各部门的排放总量、强度控制情况进行科学安排与考量。不过我了解到,我国已经决定接受《〈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关于控制氢氟碳化物等非温室气体排放的量化指标也应逐步建立起来。按照中央提出的激励约束机制的要求,我们还可以在指标设置上,尝试增加能进行横向、纵向比较的内容,比如碳排放总量和强度下降率、人均碳汇增长量(率)等。

记者:关于引导传统产业转型发展,我们需要设计一种怎样的利益引导机制?

李贤军:坚持先立后破吧,不能一刀切。关于发展方式的转变,落实到产业部门,需要重大且庞杂的调整,企业看重效率与成本,地方政府需要就业和税收,所以我们要建立起以激励为主、约束为辅的利益引导机制,调动方方面面减污降碳的积极性。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出台了一些财政、税收、信贷、碳交易政策,但力度还要更大些。当年淘汰落后发电能力时设计的“上大压小”政策,对现在的一些行业的低碳绿色转型仍有参考价值。

记者:我国的金融体系在减排进程中应该发挥什么作用?

李贤军:相信很多人已经看到数据,目前金融部门支持国家经济绿色发展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央行也强调对市场主体实现绿色发展给予支持,将适时向金融机构发放第一批碳减排支持工具,同时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贷款,重点支持可带来显著减排效应的行业启动绿色转型发展。这些措施,使市场很受鼓舞。需要注意的是,在实施中我们对看准的项目要早下决心,尤其是煤碳清洁高效利用项目,要让其在贷款上解渴,有关部门也要在产业、技术政策上给予指导。并且中央已提出原料用能不纳入消费总量控制,因而在配置指标上也要给予支持。还要看到,9月领导人已宣布,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中国金融部门应更积极地跟紧,把我们绿色金融体系建设的优势和国际影响力发挥出来。

记者:我们如何建立起有利于碳减排的“微循环”体系和机制?

李贤军:绿色低碳转型,既要抓大,也要抓小。我们的城市,除工业部门外,大量的城市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城市交通系统、建筑物、居民生活区等也都是碳排放的主要贡献者,每一个单元,都可以形成绿色低碳的微循环,大小都要重视。因此我们应该鼓励各级地方政府、社区与企业、科研单位共同探索建立零碳城市与低碳城市、零碳社区与低碳社区、循环经济园区、绿色低碳产业示范区的标准,创新城市管理运维的方法与机制,动员居民自觉融入到减排工作中来。绿色发展,人人受益,人人有责嘛。同时,国家要推动科研部门,以科技创新赋能城市更新,用微循环系统的构建,推动低碳、绿色大生态系统的形成。